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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但奇怪的是,就有一些中小企业家就是不选择破产保护,而是执意要“跳楼”、“跑路”。“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跑外国,为什么要跳楼?他说,刘主席,我们私下跟你讲句话,你把枪抵在我脑门上,我都不会讲出我借了哪些人的钱和高利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民间借贷当中出现了官商勾结。枪抵在我脑门上都不会说出我借谁的钱,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富即贵,权贵,他的太太给我的钱,我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因此我还不上,我只能一死了之,只能把这条命搭上。我说,为什么要死呢?他说,我跑不掉了,已经被跟上了。”刘明康说。为何会出现众多中小企业不惜一切代价从民间融资的情况?刘明康说,在机制上,人民银行在利率优惠、货币投放,银监会在风险监管的权重上,都已经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行了倾斜,实际效果也有进步,而且这几年支持的力度比过去稍稍大了一点,但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信贷一紧缩以后,(银行)从国有企业收不回钱来,比如说交通部门,最后收谁的?就收到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头上。你不是一年一度的流动资金贷款,到期我就不续了,有这种情况。”刘明康说。银行不给中小企业续贷款,逼着一部分中小企业到民间借很高利息的贷款。并非大银行不支持中小企业。刘明康说:“我们没有办法告诉银行,你每年要放多少钱给中小企业,这就是行政干预了,但我们鼓励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而且鼓励大家不要歧视民营企业。”银行缘何不愿贷给中小企业,刘明康认为,还是缺乏诚信和法制。在他看来,目前中小企业呈现两极分化,糟糕的特别糟糕,好的也在注意自己的声誉,也在发展。对于有关银行利润率的问题。刘明康说,银行业的高利润和利润率,要看具体每家银行是怎样得来的。建议对每家银行的财务报表进行具体分析,看高利润是通过出色经营与节约资本、金融创新得来的,还是过于依赖利差收入得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总体来说,给大家留下一个能赚钱的银行业,与留下一个亏损的、要大家救助的银行业相比较,能赚钱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刘明康说。对话刘明康《中国经济周刊》:地方债务的处理是否有新的进展?刘明康: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在各地五花八门,他们是把多个项目打包来贷款,现在银行要把这个包打开,逐笔去核对。银行将这些打包项目打开后,将这些项目分成几类,现金流全覆盖的,包括大体覆盖的;半覆盖和半覆盖以下的,包括现金流覆盖30%的;另外一种就是完全没有覆盖的,基本上都是拿着钱去还贷款了等等。目前按照这几类,银行在分别做工作。如果掉到第四类了,就必须由地方财政行使贷款责任,把钱给还回来,如果还不回来,银行只能冲坏账。希望财政部出台一个办法,尽快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拿到阳光底下。《中国经济周刊》:大多数中小企业抱怨银行嫌贫爱富,有没有办法解决?刘明康:银监会没有能力把服务小微企业的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都监管起来。我觉得监管权力可以适当下放,由地方政府承担对这些机构的监管,以及对小微企业的破产救助等。另外,商业银行很难承担起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任,这些工作还是得交给小型银行和贷款机构去做。这些小型机构的监管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同时,政府也应该出面成立特定的机构,专门从事小微企业的破产救助等工作。《中国经济周刊》: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何进展缓慢?刘明康: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了,现在看仍是一个渐进过程,今年不会完成这一进程。我个人认为,市场化改革应先放开贷款利率,而存款利率放开是最后一步。这是因为存款利率管制如果放开,涉及面会很广,比如银行监管体系是否健全,如果机构违规经营的话可以靠提高利息来吸收存款,容易造成金融风险,这方面各国都有经验教训。因此存款利率放宽要非常慎重,要逐步推进。贷款上限现在已经基本放开,央行规定下限不能超过10%,下一步要放开的话应该先放开贷款利率。
中新网3月13日电 据外电报道,巴基斯坦安全部门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13日在巴西北部毗邻阿富汗的部落地区,空袭了一辆行驶中的汽车,打死5名武装分子。事件发生在南瓦济里斯坦的Drey Nishtar地区。美国认为这一地区是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全球活动的大本营。
资料图:现在的公墓已经变成了市场。 “中国远征军书写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悲壮而伟大的一页,这段历史应为两岸所共同纪念铭记。”中国远征军名将郑洞国之孙、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近日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郑洞国是国民党抗日名将,黄埔军校一期生,曾历经东征北伐,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台儿庄大捷、昆仑关战役,1991年去世。今年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0周年,大陆各界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仪式。长年推动两岸交流的郑建邦说,曾在台湾接触过一些中国远征军的老兵,“每次都铭感五内。老兵们在世的越来越少,民进党执政时期又大搞‘去中国化’,如今岛内能够记住、尊重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多了。”2003年,台北动物园里86岁的“林旺爷爷”去世,它是伴随过远征军的最后一头大象。而奔赴过印缅战场的老兵,如今最年轻的也有80岁了。这些老兵们有一些是郑洞国的部下,他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当年郑将军指挥的奇袭密支那战役。这场战役摧毁了日军在缅北最后的战略重镇,使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郑洞国时任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后兼任驻印军副总指挥。郑建邦说,祖父1943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被派往印度担任新一军军长,同时在军事部署上还要归中国远征军总指挥、中缅印战区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指挥。“既要维系好中美同盟关系以共同作战,又要维护国家尊严,对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予以制止回击。可以说这段军旅生涯,是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是最曲折的。”时值全国两会召开期间,郑建邦提出提案,希望能恢复重建在广州白云山脚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郑建邦说,民革中央今年也根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在政协大会发言中提出“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推动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回顾远征军的历史,再联想到今天两岸关系已经步入了和平发展的轨道。我也希望两岸军人可以从纪念远征军的契机为切入点,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接触与交流,形成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基本的更多共识。”他说。
家电以旧换新业务受到市民普遍欢迎,但去年12月1日,这一政策执行时间结束,昨悉,全国人大代表、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汪爱群建议,出台新一轮消费刺激政策,继续推行家电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蔓延以来,我国陆续推出了多项消费刺激政策: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下乡、节能惠民产品补贴等。这些措施实施以来,市场需求旺盛,销售普遍增长。但随着2011年12月1日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的结束,以及家电下乡政策亦将于2012年11月30日到期,家电产品的销售出现下滑。汪爱群建议继续推行家电以旧换新的优惠政策,并扩大以旧换新的商品品类;延长家电下乡政策的时间,同时,进一步扩大家电下乡品种;鉴于流通企业人工、租金、物流成本的大幅上扬,建议加大对流通企业在物流用地、商业网点配套建设、信息化建设、电子商务发展上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力度;降低银行卡交易手续费率,进一步促进银行卡消费。(武汉晚报 夏琼)
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人民不是小白鼠”《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两会现场报道82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是“80后”。他说,等自己成了“90后”时,超级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3月4日晚,全国政协委员驻地——北京国际饭店,袁隆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在铺着地毯的套间里,“80后”袁隆平光着脚,扑在一桌子的文件和资料里,手舞足蹈地讲起了超级稻、粮价和转基因问题。直言不讳的袁隆平并不担心自己的言语会“得罪人”,“我怕什么,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补石油不如补农民今年两会,袁隆平的提案是《关于粮价的建议》。提案上说,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统计,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只有7.5元。“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袁隆平激动地说,“种地拿不到钱,农民就不种了,抛弃耕地到城里打工去了,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粮食从哪里来呢?”从2010年起,袁隆平走访了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他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被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袁隆平担心,18亿亩的耕地红线有被突破的可能。“现在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少了,如果得不到好的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最让袁隆平担心的还是粮价问题。“粮食是宝中之宝,粮价是百价之基。”一方面,粮食价格一旦上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所以大家都说粮价涨不得。”但另一方面,“粮价偏低则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袁隆平建议,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保住耕地。”然后再以平价出售粮食,“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如果由政府来补贴其中的差价,就能“两头兼顾”了。在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会上,袁隆平第二个发言,“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要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平均每100斤提高16元,这非常好,但我觉得还不够,应该每100斤提高50元,我们的政府现在有这个财力。”虽然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陆续出台了11个“一号文件”,力求“惠农利农”,扶持和完善农业发展,但袁隆平认为,“力度还不够大,种粮农民的收入依然相当微薄。”根据现行的种粮补贴政策,“按田亩算补贴,是很不合理的,高产田与低产田没有差别,不种粮的田地也能得到补贴,甚至抛荒田也能得到补贴,这样会影响农民积极性,大家都不好好种粮食了。”“国家每年拿上亿的钱来补贴石油企业更不合理。”袁隆平对此很不解,“石油那么贵,都是高价、高利润的垄断企业,做石油的人都是有钱人,都是开小车的人,哪里还需要国家的补助呢?国家补贴他们干什么?为什么不拿这个钱来补贴农民呢?农民辛辛苦苦种一亩地得了100块钱,就是很多有钱人的两包烟钱。”有人提醒袁隆平,为农民争取补贴可以,但是不要“抨击”别人,但袁隆平还是直言不讳,“我怕什么,我那么大把年纪了,还不能说几句实话?憋死人咯!”“90后”的1000公斤目标2011年,袁隆平在湖南隆回的超级稻百亩试验田里交出了新的成绩单——亩产926.6公斤。“这不算啥子,等我变成了‘90后’,亩产1000公斤一定能实现。”他使劲地挥挥手,并不满足于这个数字。袁隆平的目标很清晰,“希望今年达到940公斤至950公斤,明年970公斤至980公斤,再有一年,力争达到1000公斤,从科学上讲,杂交水稻还是有这个潜力的。”“安徽省六安市很重视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攻关,现在已经选定了3个百亩千公斤攻关片。前两天我派了几个助手、也是专家选了几个品种过去,帮他们策划,肯定能搞出来。”袁隆平说。袁隆平笑称自己是“80后”,尚且年轻,等再过几年到了“90后”,“那家伙更厉害。”“我管这叫‘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走’,大家一齐努力。”2011年初,袁隆平就与黑龙江农垦集团开展合作攻关,计划在2015年培育出比当地祖代品种单产高15%左右的寒地杂交粳稻品种。“我们计划是通过2011年到2015年的联合攻关,建立一个技术体系平台,培育出来强优势杂交粳稻品种,如果研究出来了,‘北大仓’就又屯上粮了,我们的国家储备就不愁了。”袁隆平高兴地说,“我们在加劲儿呢,这一天一定会早点来到。”人民不是小白鼠2月21日,两会前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这次表态被视为“转基因争议”的一次里程碑事件。自2009年11月,中国政府颁发了两种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之后,关于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利益之争等系列问题就引发了持久性的大讨论。作为举足轻重的农业专家,袁隆平自称是“中间派”。“转基因有两派,一个是反对派,一个是赞成派,我是中间派,因为反对派和赞成派都很有道理。”他分析说,“反对派的道理在于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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